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愈炸愈强的抗日“兵器库”

2020-09-04 09:29  新华每日电讯  字号:T|T

▲抗战时期,重庆兵工厂生产的部分火炮(翻拍自重庆建川博物馆)。本报记者黄伟摄

自全面抗战爆发,全国兵工厂西迁以来,重庆一时成为大后方最大的“武器弹药库”。八年间,供应了抗日军队所需三分之二的枪械、弹药

为打败日本侵略者,山城近十万兵工人,在物料、装备短缺,生活清苦、头顶轰炸的艰险环境中,满腔热忱,争分夺秒“创造犀利的武器”

“战以止战,兵以弭兵,正义的剑是为保卫和平。创造犀利的武器,争取国防的安宁……同志们,猛进!猛进!”

1939年,随着华中重镇武汉失守,侵华日军南犯长沙,西窥宜昌,并频繁派出轰炸机群,空袭重庆等后方城市。中国抗日战争,进入更加艰难时刻。然而,在敌人的狂轰滥炸下,一首激昂的歌曲在重庆嘉陵江畔传唱开来。

与这歌声相伴的,是长江、嘉陵江两岸越来越多的厂房里、岩洞中,轰鸣不息的机器、日夜苦干的工人,和源源不断生产出来的枪炮。

“卢沟桥事变”后,不到两年时间,华北、华东大片国土沦丧于日寇之手。地处长江上游,据夔巫之险,乘舟楫之便,有川滇黔广袤土地作腹地的重庆,成为中国战时首都和战略大后方。

在担当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中心的同时,重庆还肩负起为前线数百万抗日将士提供武器弹药的重任。自全面抗战爆发,全国兵工厂西迁以来,重庆一时成为大后方最大的“武器弹药库”。八年间,供应了抗日军队所需三分之二的枪械、弹药。

为打败日本侵略者,山城近十万兵工人,在物料、装备短缺,生活清苦、头顶轰炸的艰险环境中,满腔热忱,争分夺秒“创造犀利的武器”。

炮火下搬来的兵工中心

重庆主城九龙坡区鹅公岩大桥头,一尊手握钢枪怒吼射击的抗日军人雕像,跨立石碑之上,面朝东方,日夜守望着奔流不息的长江。雕像下方的岩壁里,隐藏着百余个纵横交错的人工岩洞。

这里是国民政府兵工署第一兵工厂旧址。而它的前身,则是创建于晚清,以“汉阳造”步枪显赫于近代中国的汉阳兵工厂。80多年前,在不断进逼的日军炮火下,这座当时的“兵工砥柱”几经迁徙,于1940年春定址山城。在此之前,当时我国最主要的兵工企业大多已在重庆落户复产。

“西迁运动,造就了重庆抗战兵工中心的地位。”中国抗战史学会副会长周勇介绍,全面抗战爆发前,我国兵器工业不仅力量薄弱,布局也极不合理,几个大厂,如汉阳兵工厂、上海兵工厂、金陵兵工厂、济南兵工厂、巩县兵工厂等,均在中东部且以沿海为主。随着战事恶化,这些工厂很快面临沦入敌手的危险。搬迁到以战时首都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,就成了必然选择。

尽管国民政府兵工署早在“卢沟桥事变”前,就开始计划兵工企业内迁事宜,但由于对战局发展态势估计不足,加之顾虑迁移过程影响前线弹械供应,各兵工厂直到1937年9月至11月,才陆续动迁,多数兵工厂是在临近沦陷时才仓促撤出。

专事机枪、步枪制造的金陵兵工厂接到迁厂令后,职工们夜以继日将4300吨机器设备和材料拆卸装箱,于1937年11月底紧急撤离南京。因时局紧迫、运输工具奇缺,有一批物资实在没法运走。无奈之下,厂长李承干只好委托姚志良等三位工友和士兵留守照看,寻机抢运。虽然做了这样的安排,但并未抱太大希望。

12月6日,日军攻城部队兵临城下。听闻炮声的姚志良和留守同仁,找来群众协助,将剩余物资装上两条民船,在炮火硝烟中离开南京。随后一路顶风冒雪,水陆兼程,在工厂驻武汉办事处帮助下,终于在1938年2月将物资运抵重庆江北簸箕石码头。厂长李承干深为感动,赞叹道:“三君于国难极端严重时期,为国为厂,竟能不顾一己之安危,不独为国家保存数十吨物资,其艰苦卓绝之行为更堪资一般人所矜式。”

钢铁乃武器之母。随着上海、南京相继沦陷,日军兵锋直指武汉,当时中国最主要的钢铁资源——包括汉阳铁厂、钢厂、大冶铁厂、六河沟铁厂等在内的联合钢铁厂迁建委员会,不得不于1938年6月自武汉迁往重庆。

天上飞机轰炸、脚下激流险滩,西迁之路,艰险异常。原钢迁会员工、已去世的王遴元老人,曾这样回忆:“走到湖北枝江,说完了,船快翻了。很多人就哭,小孩、妇女们都哭了。后来船主找我说,把这些(炼钢厂的)机器都丢到河里边吧,救人吧。我说,这决不可能!”“结果这个船倾斜到35度,好在下面是泥沙,没有碰到石头,如果碰到暗礁的话,那所有的设备、所有的人全部完蛋。”

历史档案显示,至1940年,我国兵工内迁完成时,兵工署直属17家兵工企业中,有11家驻扎重庆,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二。除当时尚不能自制的坦克、重型火炮外,这些兵工厂的产品涵盖了钢铁、火药、子弹、手榴弹、炮弹、甲雷、步枪、轻重机枪、迫击炮、战防炮等当时我国军队实际投入使用的几乎所有枪械弹品种,成为当之无愧的抗战兵器工业中心。

头顶轰炸创造犀利的武器

如今,“兵工署第一工厂”旧址经过保护性修复,成为以抗战历史为主题的“重庆建川博物馆”。依托当年开凿的生产洞体,展览着大量抗战时期的实物、影像资料等。

在兵工史展览区,一支支乌黑发亮的步枪、机枪,一款款军绿色掷弹筒、迫击炮,静静陈列着。“这些都是抗日的武器!像这款二七式掷弹筒,是当时重庆兵工企业自行创制的优秀兵器,性能远优于日军同类装备,在战场上有力杀伤了敌人。”博物馆讲解员介绍说。

自淞沪会战以来,抗战前线日渐激烈的战况,造成枪械、弹药大量损耗。历史档案记载:全面抗战爆发的最初半年,“由军政部及后方勤务部先后分别经发弹药,概计数量,步机弹药在二万万发以上。”使国民政府在战前积存的械弹几乎用尽。1937年11月,军政部报告“库存弹药只够20个师作战三个月”。

“抗战之初,我国基本是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独立对日作战。后来苏联空军曾援华作战,苏德战争爆发后便停止了。太平洋战争爆发后,美国才开始援华,但由于我国的出海口已经全部陷入敌手,援华物资只能靠滇缅公路,和飞越‘驼峰’的有限空运,数量也是极有限的。”重庆市档案馆研究员唐润明告诉记者。

一面是抗日前线对武器、弹药需求之急迫,一面是外国援助之稀缺,为前方将士补充足够弹械的重任,就落到了大后方兵工厂头上。

然而,西迁以后,虽免除了受日军攻击占领的威胁,但各兵工厂机器设备有限,原材料缺乏等难题又接踵而至。危难时刻,各厂均千方百计克服困难,力求迅速重建,早日开工,尽最大努力维持前线武器供应不辍。

已改称兵工署第二十一厂的金陵兵工厂,在厂长李承干组织下,自南京搬迁之始,即派人赴香港采购生产物资,并预先在重庆启动新厂建设。“各员皆分负责任,修建房屋与安装机器,同时并进,不使分寸光阴稍有浪费;各项机器,随到随装。各人员夙夜勤劳,尽忠不倦。”三个多月就完成了主要工程。1938年3月1日,二十一厂率先复工,当月就赶制出40挺马克沁重机枪等武器送往前线。

战时的重庆,缺电、缺燃料的情况时有发生。生产轻机枪的铜罐驿分厂,位于城区外的江边小镇上,由于这里未通电,只能靠自发电,兵工署配给了一台破烂不堪的445马力柴油发电机,却又无柴油可用。生产工作只能从“炼油”开始。化学专业的技术员李大声在一处山坡上搭起棚子,找来几个旧油桶,自己动手锻打铁器,又买来当地常见的桐油,经过一番摸索,竟然炼出了柴油,终于让机器轰鸣起来。

除物料匮乏外,各工厂还不得不应付日益频繁的敌机轰炸。1938年10月之后,日军几乎每周出动飞机,轰炸重庆市区。沿江布局以图运输、水电供应便利的各个兵工厂,成为重点轰炸对象。

为防空袭,第一工厂边生产,边在长江边岩壁上开凿出116个岩洞,建成22000多平方米的地下厂房。各岩洞分工制造零件,通过腰洞相互传递,最终组装成武器。这种洞内串联生产方式,不仅躲开了轰炸,还提高了效率,为不少兵工企业效仿。

二十一厂则调整工厂布局,坚持在地面生产。铣工胡学佑曾回忆,重要的设备都是独立放置,间隔很远,每间厂房外还堆着木材和各类工具,“轰炸一完,我们就可以马上搭建临时厂房复工生产。”

尽管困难重重,各工厂在开足马力生产原有制式武器的同时,还不断改进、仿制新式武器,为前线千千万万正以“血肉之躯”与日寇作战的将士们,增添了不少攻防利器。

据不完全统计,抗战期间,重庆各兵工厂改仿制武器达数十种之多。以二十一厂为例,在老式“汉阳造”基础上,结合德国八九式步枪,于1943年创制出一种新型步枪,比上述两型步枪更灵便、更安全,杀伤力也更大;改良升级捷克式轻机枪,能立射、跪射、卧射,还可以高射低飞的飞机,每分钟射速达250发至300发;新制一二〇迫击炮,最大射程5000米,较法国同类产品减轻一半,且操作灵便,发火精准。

掷弹筒是侵华日军频繁使用的步兵武器,抗战初期,曾给我国军队造成重大伤亡。1938年底,三十工厂试造成功二七式掷弹筒,装拆简单,调整射程需时极短,每分钟可发射20发,批量投入战场后,大大削弱了日军近战火力优势。五十工厂还于1941年成功试制出三七战防炮(步兵平射炮),用以对付日军坦克、装甲车。

“众多工厂互相配合,使效率不断提高,质量日益改进。1938年到1945年,重庆主要兵工厂共生产各种枪弹8.5亿发,炮弹近600万颗,步枪近30万支,轻重机枪3万余挺,火炮1.4万门,掷弹筒6.8万具,甲雷42万多颗。”唐润明介绍说,当时抗日战场所需的常规武器,诸如重机枪、迫击炮、掷弹筒、手榴弹等大都能充足供应且有盈余,轻机枪、迫击炮弹、步枪及枪弹,也基本能满足需要,重庆各厂对此起到了主要支柱作用。

同志们,猛进!猛进!

“举目四瞩,漫山烽火,遍地腥氛。而抗战情绪,上下一心,坚逾金石。前方寸土必争,坚强抵抗……本厂为制造枪弹工厂,任务极为艰巨……唯有殚精竭虑,宵旰从公……迄至胜利。”

这是抗战胜利后,兵工署第二十工厂厂长陈哲生的一段记叙。和陈哲生一样,当时身处艰险中的山城兵工人,面对破碎的山河、嚣张的敌焰,无不“拼命流汗牺牲,竞图赶造”。

生于南京,在抗战烽火中随迁重庆的二十一工厂子弟郑洪泉,今年已90岁高龄。他至今记得80余年前父辈们夜以继日劳作的场景,“刚搬到重庆时,工人们都自觉每天工作12到14个小时。可以说上至将军厂长、下到普通工人,都在默默地拼命。其中最可敬的,是我们的老厂长李承干!”

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李承干,1919年进入汉阳兵工厂,1931年任金陵兵工厂厂长。全面抗战爆发后,在他的带领下创造了三个月西迁重庆并复工的奇迹,此后的二十一工厂不断扩产壮大。

“李承干一直单身,到重庆后完全以厂为家。14平方米的办公室,他和主任秘书、工务处长三人办公,背后靠墙一张单人床就是他的卧室。不管多晚睡,有事随时要叫醒他。”从大学教授岗位退休后专心研究李承干的郑洪泉,对“老厂长”的抗战往事如数家珍:预料到战事日紧,设备、物资肯定会短缺,他就派出得力人员常年到外采办;他亲自主持设计新式步枪,改进机枪、迫击炮;他非常关心职工生活,但生产上要求极严格……

让不少工人记忆深刻的是,面对日军飞机频繁空袭,李承干最关心机器分散开保护好没,工人们是不是都进了防空洞。而他往往是最后一个进洞。有时甚至喃喃自语:“炸我们吧,炸我们好。炸了我们马上能复工,总比炸那些没有能力恢复的工厂好。”

为激励职工斗志,鼓舞大家战胜困难。李承干还邀请留日时就已熟识的著名诗人、学者郭沫若为工厂创作厂歌。素来钦佩李承干为人的郭沫若不仅慨然应允,还请著名作曲家贺绿汀为之谱曲:

“战以止战,兵以弭兵,正义的剑是为保卫和平。创造犀利的武器,争取国防的安宁,光荣的历史肇自金陵。勤俭求知,廉洁公正,迎头赶上,尽我智能,工作是不断的竞争。我们有骨肉般的友爱,我们有金石般的至诚。我们有熔炉般的热烈,我们有钢铁般的坚韧。量欲其富,质欲其精。同志们,猛进!猛进!同志们,猛进!猛进!”从此,这首歌就唱响在长江、嘉陵江畔。

在李承干带领下,二十一工厂先后接管了汉阳兵工厂步枪厂、二十工厂轻机关枪厂、重庆武器修理所、十一工厂部分、四十工厂,并在云南安宁建立分厂,最终成为大后方规模最大的兵工厂。到抗战末期,其武器产量已达“全国轻武器的一半左右”。

同样头顶轰炸“猛进”的,还有钢迁会的员工们。抗战期间,仅钢迁会记录在案的较大规模日军空袭至少有三次,死伤员工约200人。但面对敌人的残酷轰炸,1940年至1945年,钢迁会钢铁厂共生产生铁96057吨、钢28657吨、钢材15456吨,分别占抗战时期大后方钢铁总产量铁的90%、钢的65%、钢材的40%。

“我们当时一边安装设备,一边生产,一边还得躲避轰炸,每天都要注意高处挂出红气球没有,如果挂了,就预示着日军很快就要丢炸弹了。”老工人邹宗友回忆说,尽管如此,我们仍希望多炼一些钢铁出来支援兄弟兵工厂,多出产一些子弹、枪炮,好狠狠地回击日本侵略者。

一位钢迁会工作人员当年曾这样写道:“抗战是这样紧急,人们的生活是这样煎迫。我们并不觉得难过,因为我们早已了解了现实,我们的生活目标不是为了钱,也不是为了利,我们只有一个愿望,一个思想,一个期待,那就是努力造械,争取抗建大业早日完成,以及和平的早临。”(记者 张桂林、刘恩黎)

    本文原载于兵马俑在线(news.wmxa.cn),转载请保留本链接,敬谢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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