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符号学解释生活很有趣 为什么你会讨厌“4”?

2016-11-27 07:45  华西都市报  字号:T|T

如果你是一个烧脑爱好者,或者符号学发烧友,大概不会错过正在热映的电影《但丁密码》。只看剧情简介,这部电影都足够让人心动:由汤姆·汉克斯饰演的符号学教授罗伯特·兰登,一天从噩梦中醒来,他惊奇地发现,自己居然在一间病房,周围是一堆医学仪器,和一个美丽动人的姑娘。失忆,枪伤,追杀,逃亡……而摆脱眼前困境的关键,则是手中一幅小小的图画。

当你为汤姆·汉克斯揪心的时候,千万不要忽略他在剧中的身份——哈佛大学符号学教授。他用自己的符号学知识以及对但丁《神曲》的解读,破解图画中的谜题。

年过花甲的汤姆·汉克斯,在荧幕上饰演了一个风度翩翩的符号学教授,他在一路奔跑之中,突然灵光一现,就能解读密码背后隐藏着的谜题。电影热映之后,不少网友对符号学兴趣浓厚,知乎网站就有数百个关于符号学的提问。那么真实的符号学研究什么?生活中有哪些有趣的符号学现象?四川大学符号学-传媒学研究所所长、国内知名符号学专家赵毅衡用一些生活鲜活的事例,给我们普及一下符号学。

“符号学”这门自带“神秘光环”的学科,往往令人望而生畏。就连赵毅衡教授也笑言,听他的学术研究,十有八九的人会以为“原来你是研究《达芬奇密码》的”。他向记者科普了一个概念:“符号存在于我们每时每刻的生活之中,就是被认为携带着意义的某种感知。”为什么新娘子结婚那天要披着红盖头?为什么大多数人喜欢数字8而忌讳4?这些生活中的现象,都可以用符号学的理论给予解释。

为什么要有符号?

一提起符号学,电影迷们大概不会陌生,除了前文提及的《但丁密码》,还有一些电影用符号来推理判断,延续剧情。

比如电影《风声》,地下党用摩斯码传递密电,用唱歌识别自己人;又如电影《达·芬奇密码》,罗伯特·兰登得知卢浮宫博物馆馆长被害,对博物馆里一系列与达·芬奇的艺术作品有关联的神秘符号进行分析和调查。

而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,老百姓对符号学有着自己的理解。

不知你是否留意到这样一个现象,在传统婚礼上,新娘子一身簇新的红装,虽然妆容精致,首饰闪闪发光,却要用一方红盖头遮面?明明你去参加这场婚宴,最关注的是新娘子的装扮,而她却不能抛头露面,躲在洞房内等待新郎用一杆秤“掀起了你的盖头来”,新婚生活就会“称心如意”。

新娘子的特点是“新”,要大家注意到这个意思,只好跟一瓶酒一样,盖上然后打开。这样的习俗与新式婚礼如出一辙,现代的新娘子虽然不需要“红盖头”,但仍然要用一身簇新的婚纱,再不济也要在胸前别上胸花作为符号,要不然,宾客连敬酒都不知道找谁去呢。

符号是用来表达、传送、解释意义的,任何意义必须靠符号才能表达,符号是所有意义活动的根据。为什么要有符号?因为解释意义不在场,这是符号学的第一必要条件;意义一旦在场,符号就退场。比如一个家财万贯的老板,不可能穿一身钞票在外面行走。那如何才是富呢?“男人看表,女人看包”,手表、皮带、钱包、手袋。如果一个人从不露富,也从不享福,那他就是不富。

符号学就是意义学,是研究意义活动的学问。人的社会生活与个人生活,都浸泡在符号的意义活动之中,任何时候,当我们不追求意义时,我们的意识就停止了,因此,我们哪怕睡觉做梦,都在通过符号追求意义。

象征是一种特殊的符号

老百姓可能不懂符号学的深意,但是在生活中,我们常用的“象征”,就是“特殊符号”。有一则关于象征的小故事与大家分享,有一位年轻的老师,在课堂上给大学生讲生活中的象征。他举了个例子,某个领导觉得单位黑色的公车太过单调,想换个颜色。有人提议用红色,喜庆,老百姓不干了,说“这一辆辆红色的小汽车多像红包呀,这些人是想受贿呢”;另有人提议用绿色,环保,老百姓又吐槽“这一辆辆绿色的小汽车多像绿毛龟呀,这些人想长寿呢”。

在哈哈大笑中,这位老师结束了讲课,急急忙忙地跑去菜市场买鱼。原来他和女友约定这天上门提亲,岳母要求得买一条10斤重的大鱼。当他拎着鱼走进女友家时,丈母娘看着开膛破肚的鱼一时傻眼,你怎么把鱼给破了?老师还纳闷,天气太热,破了方便。谁知丈母娘暴跳如雷:“让你买10斤重的大鱼,是象征着我女儿十全十美,你却把鱼给开膛破肚,这不是笑话我女儿不完整吗?”说话间,她抄起一把菜刀,剜掉鱼的眼睛,吼道:“快拎着鱼出去走一圈再回来,我要告诉邻居,不是我女儿不完美,而是你‘有眼无珠’。”

除了由红色象征喜庆,用10斤重的大鱼象征着十全十美的姑娘,我们还用大山象征父爱的坚韧,用大海象征母亲的包容,用绿色象征生命,用金黄象征财富,等等。这许多的符号,因为被反复使用,累计意义,最终都变成了象征。

象征,是意义积累到一定程度,可以只是某种抽象品质的特殊符号,代表着使用过多、积累更深的某种意义,有时候就是一种约定俗称的规矩。还是以结婚习俗做个举例,布置婚房的时候,我们习惯在大红色的婚床上,铺放大枣、花生、桂圆、莲子,取其谐音“早生贵子”。你说我嫌这些零食硌人,换个梨子可以吗?当然不行!你说梨子“立子”,他们说梨子“分离”,任何象征的意义积累,都是一个集体行为在文化上的烙印,单凭一己之力、脑洞大开,无法让这个“梨子”替代“早生贵子”。

空白也可能是符号

既然符号用来表达意义,符号学是文科的总方法论,可以用来解释所有的文化现象,那么空白是不是一种符号呢?

假设一种情景,一个周而复始的星期一,你拖着疲惫的身体走向拥挤的电梯,正在脑海里谋划一周的工作计划,抬头看见自己的顶头上司站在身旁。你满脸堆笑地打了一个招呼,却换来对方目不斜视、面无表情。这种空白的表情符号,连emoji表情包都没有办法模拟。于是你的大脑开始飞速运转:老板没有听到我打招呼吗?他会不会误以为我没礼貌?又或者他对我心存不满,哦,天啊,他是不是想把我开除?

你瞧,老板的一个面无表情,就能被下属解读出这么一长串意义。如果遇上胆子小的职场菜鸟,说不定要上演一场现实版的《小职员之死》——在俄国作家契诃夫笔下,就将这种揣测描写得淋漓尽致。一个小公务员在剧场打了个喷嚏,不慎溅到前排将军头上,他的诚恳道歉换来将军的漠然,结果被活活吓死了。

由此可见,既然这种空白被接受者认为是有意义的感知,那么空白就变成了符号。开车的朋友可能会注意到这样一个细节,在一个十字路口处,如果你前面的车没有打向左转或者向右转的指示灯,也没有踩刹车或者亮红灯的指示,那么你就可能做出判断,对方要直行,此时的空白“没符号”就是直行的符号。

符号学的制胜法宝

电影《但丁密码》作为罗伯特·兰登教授演绎的“符号学三部曲”之一,依然延续了前两部作品的大团圆结局,这个自带招黑体质的老头儿,在无妄之灾中惊险烧脑,又一次用符号学拯救了全世界。

既然意义是符号的生命,那这个生命就掌握在解释者的手中。如果解释者就不接招,不把这个符号解释成某种意义,那它就不是某种意义上的符号。还是前文和领导打招呼的例子,如果小职员脸皮厚点,或者心宽一点,就当领导没听到又怎样呢,就不会让自己徒增烦恼,这个“面无表情”就不是领导生气的符号。

今年中秋,乾隆皇帝带着140多件文物从故宫移驾到成都博物馆,展出两个月的时间,迎来了60多万的客流量。闭馆前夕,记者再次探馆,试图了解这么多金器、瓷器、书画等文物中普罗大众对哪件文物最感兴趣。采访结果出人意料,国宝金瓯永固杯竟然被青玉龙纽宝印比了下去。据成博讲解员透露,展柜中的这方象征着皇权的玉玺,最让观众拍照不止,提问不休。

玉玺原本是象征皇权的符号,是证明皇位归属的绝对证据,分分钟引起一场军阀战争或者朝野动荡。不过也是一块石头。《三国演义》记载,“王莽篡逆,孝元皇太后将印打王寻、苏献,崩其一角,以金镶之”,在老太太打人的一刹那,那玉玺也就不是皇权的符号了。

因此,物不断被符号化获得意义,或者去符号化失去意义,符号可以上下滑动,这取决于解释者的感知。《史记》就记载了一场符号学的心理战:项羽俘虏了刘邦的父亲,在阵前叫嚷着要把刘父烹食。刘邦泰然若素,既然我和你项羽结拜为兄弟,我的老父亲就是你的老父亲,如果你想烹饪自己的父亲,一定要记得跟我分一杯羹。在这种比谁更流氓的心理战之中,刘邦拒绝承认煮父亲的意义,项羽只能兀自哀叹“虞姬虞姬奈若何”了。

“叫了个鸡”有何不妥?

有次我在办公室加班,帮同事的孩子丢个垃圾,蓦然回首,这个盛放着炸鸡、散发着喷香的包装盒上赫然印着店家的招牌“叫了个鸡”。我忍不住惊叹,现在的00后已经这么彪悍了吗?没过多久,就有媒体报道,“叫了个鸡”炸鸡店因招牌和菜单内容恶俗,被城管部门责令整改。一时舆论哗然,谴责这种“无下限”的营销套路。炸鸡店不得不在官方微博上道歉,并承诺整改。

符号学与广告学的结合,最后的成果就是品牌设计。无论是店铺取名,还是广告营销,或重外延,或重内涵,第一要义就是用符号把自己区分出来,标新立异,和别人就是不一样,这样才能扯人眼球,令消费者过目不忘。

还是以这家炸鸡店举例,如果店家想突出自己的外延,可以标榜自己新增了一款“咖喱鸡”产品;如果想强调产品的内涵,就可以打出“黄金鸡块”的噱头。还是原来的鸡块,还是熟悉的味道,只是取名时沾染了土豪金的味道,说不定能让消费者趋之若鹜。

如今商界竞争残酷,店家取名另辟蹊径,让人哭笑不得。有人自轻自贱搏出位,“厕所串串”“畜生包子”“妈的酸梅汤”都冒出来了,不知道执意试吃的消费者内心有多强大,反正取名者胆识过人。不过这些大胆出位还是有边界线的,诸如“强盗之家”“饭醉团伙”,一不留神就会被公安局认定为“违反社会公序良俗”,勒令停业整顿。

为什么你会讨厌“4”?

改革开放以来,越来越多的人在下海经商这条路上前赴后继,沿海一带人们的方言把数字“8”念作“发”,于是8就成了一个吉利的数字。而数字“4”就没有那么幸运,因为谐音“死”,为普罗大众忌讳。有人开业、乔迁、结婚选日子要避开 4号,有人买房子避开 4、14、24的楼层,还有人连身份证、学号这样的指代符号沾了4的边,也会深恶痛绝。

今年教师节,有一个热点话题在网络上引起极大的争议。学号原本是学校为了方便管理学生才给每个人设置的编码符号,没想到一个孩子学号被分到了14号,而家长认为这个数字不吉利,希望老师能够换个数字,最后竟因换号不成,用各种英文单词辱骂老师,对于其他家长的劝解也是置之不理。忌惮数字到这个地步,这家长也太刁钻了。

在赵毅衡教授看来,这种现象源于人们希望通过一套规则来掌握自己的命运,而在现实生活中对自己的命运掌控无力,只能欺凌各种符号——譬如折腾数字符号。对这些人的主观感觉而言,符号形式经常比符号的意义更为重要。

这种对数字的迷信,还不仅仅是个人行为。1996年,广州与北京同时将电话号码升级为八位数,北京统一加“6”,寓意“六六大顺”;广州原本拟加“5”,但是遭到群众极力反对,因数字“5”谐音“无”,于是改为“8”,谐音“发财致富”。

无论“顺”还是“发”,这种美好的期盼是心理感受,还是符号制造出来的呢?只能说,这些符号至少从形式上给人带来片刻的欢愉。我们只能换一种方式去理解,生活在一线城市,既然房价、薪水、空气已经让人那么糟心,幸福指数高开低走,如果连数字这种形式上的吉祥美好都不复存在,那我们的幸福感只能每况愈下了。

因此,我们可以做一个小小的测试:你可以不用任何符号(包括语言符号),表达一个意义吗?赵毅衡老师保证你不可能做到。

华西都市报记者 曾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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