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媒体探访“童工”家庭:揭秘他们为何当“童工”

2016-11-28 07:15  中国青年报  字号:T|T

某位“童工”此前生活的房屋。中国青年报·中青在线记者 田文生/摄

近日,有媒体曝光,江苏省常熟市一些服装加工作坊涉嫌雇用童工。事件撕开了社会的一道伤口。是什么原因让这些未满16周岁、本应在课堂上读书、无忧无虑地度过青春时光的孩子,站到了机器旁进行高强度的劳动?他们及其家庭是被欺骗还是主动作出的选择?

近日,中国青年报·中青在线记者前往此次事件中部分“童工”的家乡贵州省安顺市进行探访。

年轻人“不读书就打工”

安顺市毗邻贵州省省会贵阳市,是我国最早确定的甲类旅游开放城市之一。市内有驰名中外的黄果树、龙宫两个国家首批5A级旅游区,拥有“中国瀑乡”“屯堡文化之乡”“蜡染之乡”“西部之秀”等美誉。

安顺是世界上典型的喀斯特地貌集中地区,海拔1300多米的十二茅坡就位于这片风景如画的土地上。

当地人介绍说,新中国成立后,十二茅坡曾是军马场的分部之一,为部队繁殖养育军马。上世纪70年代军马场被撤,十二茅坡的农业开始兴起,出现了一些致力于白芨、石斛等中药材产业的公司,还有从事禽业的公司,漫山遍野种植了茶树和烟叶。

这片地广人稀的前军马场上,“原住民”并不多。如同工地附近经常出现打工族聚居区一样,随着各种企业的兴盛,十二茅坡也开始吸引那些偏远地区的人前来淘金。

外乡人在这里以相对低廉的价格购买下破败不堪的房屋,自此驻留。

杨某朋(本版图文中人物均不显示全名——记者注)是此次媒体曝光后官方解救出的“童工”之一。此前,他就随着奶奶王某英一起生活在十二茅坡某间破旧的房屋里。

记者费尽周折找到王某英时,她正在成片茶山中的茶树丛间,蜷伏着身体,扒开茶树枝丫,在茶树的根部小心而费力地挖掘虫草。

“只有一两个月的时间能寻找虫草。”她拿掉头顶的茶树枝说,因为大量的采掘,虫草已经难以找寻。

某位“童工”此前生活的房屋。中国青年报·中青在线记者 田文生/摄

“这里的虫草没有西藏的那么值钱。”她说,为了找寻到收购价为每根1.5元的虫草,需要运气,更需要劳作,“弯着腰挖半天,累得腰酸背疼”,每天能挖出三五十根,她就非常满意了。

此前,老人一家居住在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本寨乡。寨子曾被火烧了3次,“没法住了”。于是,2011年,他们迁徙到十二茅坡。

购置“新家”花费了3万多元,几年前,老人的丈夫去世,买墓地、安葬也花了不少钱,家里由此欠下了债务。

迫于经济压力,老人的独子杨某海——“童工”杨某朋的父亲——和妻子去福建等地打工,砍毛竹。“很劳累的体力活,下雨天还做不了,收入低,每年给家里的钱也不多,过年过节或者家里有大事才回来。”王某英说。

在“童工”杨某朋外出打工前,65岁的王某英带着他和他的两个妹妹留守,艰难地一起生活。

老人说,家里一方面希望孩子多读书,“长大了成才”,另一方面,又实实在在地承受着经济上的压力,杨某朋此前在邻近的鸡场中学念初一,“喜欢玩手机,管不了,孩子自己也不想读了”。

今年春节,也就是15岁的杨某朋念完初中一年级第一学期后,一个“老板”来到他们家门口,向大人表示可以带孩子出门去打工赚钱。

根据老人和当地民众的描述,眼看着老家和“新家”周围的年轻人都出远门去打工,长辈们似乎已经确认了“年轻人就该出去打工”的铁律,年轻人“不读书就打工”俨然成为无需讨论的固定模式,没有其他选择。至于什么年龄才能外出打工、“童工”是否违法等问题,他们并不太懂,也不在意。

家长和孩子都有这样的认识,就很容易和前来招工的“老板”达成共识。

当时,“招工”很快就完成了。大人主要关心两个问题,一是孩子的起居生活有没有着落,安全有没有保障,有没有谁能管教孩子让他不要学坏。对此,“老板”说,有老板管着,没事的。

大人关心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工资。双方口头约定,过年时,“老板”将孩子和钱一并送回来。

关于工资的数额,低收入的乡亲们很容易满足,往往是“老板”报出一个价格,父母感觉“大体差不多”就成交了。

就这样,今年农历正月,在邻居眼中“有点叛逆”的杨某朋被父母交给“老板”,“老板”承诺保证孩子的安全。随后,杨某朋便和后来出现在新闻里的“童工”一道坐车去了厂里。

王某英和他的儿子儿媳并不认识前来招工的“老板”,之所以能产生信任,是因为有一个当地的成年人曾在“老板”那里干过两年,认识对方,“知道是做活的,不是做坏事的”。

至于孩子到“老板”的工厂每天干什么活、有没有任务、工作的时间有没有上限等问题,“什么都没说。”老人摇摇头告诉中国青年报·中青在线记者,孙子学习成绩不算好,自己也不想读书,“不怎么服管教,让他出去吃点苦,懂得生活的辛苦以后,再看他愿不愿继续读书。”

这是杨某朋第一次外出打工,老人说,家里不指望他挣多少钱。

杨某朋到了工厂后,曾给家里打过电话,但没寄过钱。他在电话中告诉老人,“别担心,吃的穿的都有,住的也不错”。

老人带着他的两个分别念三年级和四年级的妹妹,继续在十二茅坡留守。

杨某朋的离开,并未显著减轻一家人的生活压力,老人仍然过得非常拮据,盼望着能在抚养两个孙女长大的间隙,能有点零工做。

但这个65岁的老奶奶在劳动力市场上并没有什么竞争力,除了采茶,其他每天能挣几十元不等的工作都不要她。

相比未来的规划,生活的艰辛迫使这位老人和她的家庭更重视当下怎样能活得更好。就这样,少年杨某朋离开十二茅坡,成为一名“童工”。

“家里条件不好,儿子也想出去”

本次被发现的“童工”中,14岁的黎某龙和杨某朋一样居住在十二茅坡,两人的房屋前后排挨着。

黎某龙的家里摆放着一台“songli”牌电视机,其屏幕大小和15英寸的笔记本电脑差不多,此外,除了电饭煲、已不能脱水的老式洗衣机、电灯,就没有了任何电器。

房屋的墙壁裂开了口子,石灰大片脱落,露出凹凸不平的火砖。

对于记者的造访,黎某龙的母亲杨某妹有些不知所措,“我没进过学堂,连名字都不会写。”她风一般地跑出去,叫来自己的亲戚、同时也是邻居的熊女士和记者一起交谈。

前些年,黎某龙48岁的父亲黎某昌在安顺等邻近地区打工,维系一家6口人的生活。今年,孩子黎某龙也开始打工后,父亲就去了福建,希望能挣得更多。

黎某龙是家里的第二个孩子,16岁的姐姐黎某健现在念初三,成绩比较好,获得了奖状,希望能继续念书;10岁的三妹正在念小学三年级;8岁的四妹念一年级。

熊女士告诉记者,杨某妹一家生活的贫困程度超出了一般人的想象。在她看来,这种极度的贫困,是黎某龙小小年纪便不得不外出打工的主要原因。

“就在前几天,杨某妹身上一分钱都没有了,碰巧有人过来收废品,她就把一个废旧的烤火炉子当废铁卖了,3毛一斤,卖了15元。”熊女士说,“她靠这15元支撑了几天,现在又没有钱了。”

“孩子上学的时候,杨某妹会一个人吃午饭,中午从来没有见她吃过肉。”熊女士噙着泪说,杨某妹经常用一点辣椒、加上没油的野菜,就着一碗饭,冲点水,“泡着就吃了”。

“有一次,她生病却没钱了,发烧、头疼,还晕倒了,我就借给她100元,让她到医院去看看。”熊女士说,“没想到,过了几天,她把钱还给了我,说自己在床上睡了几天,多喝开水,没去医院,病也好了。”

在搬到十二茅坡之前,这一家子住在安顺市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猫营镇某村,因为那里的房子已经破旧得无法住人,“实在没办法了”,10多年前,一家人搬到了十二茅坡。在这个看上去能找到打工机会的地方,杨某妹希望能分担丈夫的压力。

“老板需要零工的时候,我就去。”让她沮丧的是,没文化还得照顾孩子的妇女并不吃香——老板需要的是可以长时间干活的人,“我很难打上工,一个月能打三五天就不错了。那些老板说,‘你是带娃娃的人’。”

46岁的杨某妹只能退而求其次,依靠传统农业补贴家用。她收割的稻谷能让一家人吃上饭,“实在没钱了也能卖一点钱”。

某位“童工”此前生活的房屋。中国青年报·中青在线记者 田文生/摄

尽管生活得非常节俭,但这个收入有限的家庭仍然欠下了1万多元的外债。

债务源于购房,也因为医治孩子的病:今年上半年,三女儿黎某芊不小心摔伤了手臂,在紫云县医院治疗,花了1万多元;前年,四女儿黎某欢也曾到贵阳做过手术,花了5000多元。

这样贫困的家庭,为什么会生育4个孩子?杨某妹称“大家都这样”——在偏僻的山乡,一带又一代的老人传递着“养儿防老”的传统观念,认为多几个孩子,孩子们之间也相互有个帮衬。

夫妇俩的收入除去日常不可避免的开支外,都用于供孩子读书。

念幼儿园时,半年就需3000多元,他们勉力维持。到了义务教育阶段,仍需要给孩子一定的生活费,为了安全,两个女儿每半年还需要分别交纳500元和1000元的接送费。

这些开支让这个家庭一直处于困境。“家里条件不好,儿子也想出去。”杨某妹说,自己劝过孩子继续读书,可儿子说,家境不好,自己成绩也不好,“不如出去挣点钱”。

“我们就让他出去试一试,如果能适应,以后再说。”杨某妹说,“如果适应不了,就回家继续读书,长大一些以后,再决定是不是出去打工。”

黎某龙在念完小学六年级后,今年开始外出打工。无论是在紫云县的老家,还是在十二茅坡的新家,几乎所有离校的年轻人都出门打工了。在残酷的生存压力面前,没有太多家庭介意孩子是否属于“童工”。

黎某龙没有手机,每次和家里联系都要借别人的电话,如果家里打来电话,也需要打通别人的手机后,约定一个时间再拨打过去。

电话中,黎某龙告诉家人,“老板”对他很好,吃的也可以,“有时也会抱怨,说加夜班受不了”。

听见这样的话,杨某妹就觉得心里难受,劝孩子回来,可孩子表示,至少要坚持1年,“过年回来了再看”。

黎某龙离开家庭的过程,和杨某朋几乎是一样的。

“‘老板’到我家门口来,说带孩子出去打工。”杨某妹回忆说,对方提出工资为包吃管住2500元/月,家人也没有讨价还价就同意了。

至于具体去干什么工作、每天干多长时间、必须完成多少工作量、如何保证孩子必要的休息等细节,双方并没有明确议定。

双方也没有签订任何书面的合同,仅仅口头约定,过年时“老板”把孩子送回家,到时候把钱一并交给大人。

为了让“老板”对孩子好一点,心疼孩子的杨某妹还给“老板”送了花生核桃,这是她当时唯一拿得出手的礼物。

杨某妹和丈夫并不知道将自己孩子带走的“老板”姓甚名谁,也不知道这个人是“老板”还是“中介”。

这些没有太多社会经验的父母,坚信“老板”会恪守当初面对面许下的承诺。

在采访中,对于记者的提问,杨某妹很少清晰回答,记者只能不断地从不同侧面和她交谈,尽力拼凑出她的生活方式和内心世界。对于“是否相信过‘知识改变命运’”“周围有没有人通过读书考上大学而获得好的工作和收入”“是否希望复制那些‘榜样’们的人生”等问题,尽管记者用最平易的话进行了“翻译”,杨某妹仍显得茫然,没有正面作出清晰的回答。

“没办法,要不就要饿肚子”

记者辗转找到此次事件中另一名“童工”韦某胜家里后,听到的是同样悲伤的故事。

15岁的韦某胜居住在安顺市宁谷镇某村,家门口就是学校,记者到访时,学校里正传出琅琅读书声。

韦某胜79岁讷口少言的爷爷韦某华呆坐在火炉旁,炉里燃烧着他砍来的树枝,老人的背部几十年都长着一个碗大的瘤子。火炉旁还有78岁病重的奶奶——她的身体状况看上去非常差,乡邻说,她“不能动,不能讲话,坐着就不能起来”。

韦某华共有5个儿女,目前随小儿子韦某平——“童工”韦某胜的父亲——一起生活。

韦某华说,小儿子从未念过书,“没什么文化”,此前曾到浙江、广东等地打工,“干体力活”。今年,因为母亲病重,韦某平不敢外出打工了,只得留在家里守护母亲,偶尔去打零工。

每一个细节都透出这个家庭的贫困:石头砌成的房子已经裂口,裂口最宽的地方,足以将手掌放进去,“要不是用棍棒撑着,可能就会垮”。

贫穷深深地改变了这个家庭,“有时甚至连吃盐都成问题”,几年前,韦某胜的母亲决绝地离开了这个家庭。

“童工”杨某朋65岁的老奶奶在茶树丛间寻找和挖掘虫草。中国青年报·中青在线记者 田文生/摄

“虽然穷,我们还是尽量节约,想让小孩多识几个字。”韦某华盯着记者的眼睛说。

在乡邻们看来,小学和初中阶段尽管交钱并不多,但仍有一些各种名目的费用,“还是得花钱”。而外出打工,虽然未必能赚多少钱,“但过年起码能买一件衣服”。

部分乡亲已经听说了韦某胜成为新闻中的“童工”的事,但他们并不认为做“童工”是错误的决定,相反,是一个“不得不这么做”的决定,“没办法,要不就要饿肚子”。

“要养活这一大家人,他父亲只能出去打工,他70多岁的爷爷还得去干农活。”乡亲们说,去年的行情是玉米每斤七八毛、谷子每斤一元零几分,老人种的所有粮食“值不了几个钱”,“现在种地基本不赚钱,年轻人还能喂牛喂马,可是他一个快80岁的老人已经不能喂牛喂马了”。

按照这样的逻辑,乡亲们认为,在韦某胜的父亲因为奶奶的病情而不能外出打工的情况下,韦某胜成为“童工”就是在情理之中的。

乡亲们掰着手指头介绍说,村里14~18岁的孩子出去打工的,估计有一二十人。他们并不清楚“童工”的定义,对于其中16岁以下的打工孩子的数量并没有印象,“但可以肯定,不止韦某胜一个人”。

在交谈中,乡亲们固然并不认为“读书无用”,但对“读书有用”的观点也并不坚守。对于是否每个家庭都能承担高中、大学阶段的投入,以及“砸锅卖铁”式的投入能否必然带来体面的工作和高收入,他们并不抱有绝对的信心,“有一些大学生也挣不到钱”。因此,对于那些成绩较差、未体现出读书潜质的孩子,这些农村的父母和甚至孩子自己,都更容易放弃。

记者在采访中发现,一个令人担忧的状况是,“童工”家庭甚至都不认识前来招工的“老板”,也未对其身份、工作方式、管理方法等信息,进行必要的了解和核实。

当地有传言说,曾有“童工”误入传销行业。这样的悲剧,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。

在探访中,贫困是显而易见的,对很多问题的答案,却藏在每个人的心里,没有人说出来。唯一可以肯定的是,生活的贫穷、对教育投入和产出的不同理解,让孩子们离开了课桌,过早地在成人世界的惊涛骇浪中拉扯起自己并不结实的风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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